当萨拉热窝事件在1914年6月发生时，德国的皇帝威廉二世和首相贝特曼尚未下定决心走向大战(详见本学术剧4.3)。德国的将军们则着急得多，他们至少从1905年起就主张及早开战，只是皇帝和首相总是不以为然或犹犹豫豫，典型的皇帝不急太监急。德国在1914年最终走向了大战，这也是军方推波助澜的结果。

为什么德国的将军们显得更好战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是负责打仗的，所以算是军事上的专业人士，平时搜集和分析国外军事情报的活也归其负责。他们也由此认为，法国、俄国等对手的军事力量增长很快，德国将越来越难以与其抗衡，所以与其以后更加被动，不如及早下手。二是，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军国主义的影响。

说到军国主义，大家也许不免会首先想到以前的德国。毕竟，这个国家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都要负首要责任，而军国主义思想又被认为对此难辞其咎。

皇帝与他的将军们：这张相片是用多张个人照合成的，坐在威廉二世身后的是其麾下的主要军事将领，其姓名也写在下面。德国内外政策的一些重要偏差常被归因于皇帝过多受到了军方的影响。

1、何为军国主义？

什么是军国主义？这个词大家都熟，但要给一个较好的定义未必容易。用俗话来表达，典型的军国主义思想至少可以浓缩为如下几条：

第一，祖国的身边总有恶毒的眼睛：总有外部敌人在不怀好意地瞅着我们，与他们的对抗是持久的、不可调和的甚至暴力性的。

第二，打才是硬道理：应积极考虑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去应对外来“威胁”，这是正义之举，甚至应将此作为优先选择，而不是外交手段用尽后的最后选择。

军国主义的首要特征是对武力的推崇，而任何政体下的国家都可能有此倾向。由此，也有学者将美国视为军国主义国家，理由是：对自身价值观的优越感和所拥有的技术优势造就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军事化。参见安德鲁·巴塞维奇：《美国的新军国主义：美国人是如何被战争诱惑的？》

第三，战争才是民族的健身房：战争能够最好地锻造全民族的意志、爱国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锻造民族的灵魂，维系民族的生命力；没有战争，国民就会像不吃饭一样，一天天垮下去。这样，虽然普通人最多只将战争视为解决争端的政治工具，而且视为最后手段，并希望尽力维持和平，极端的军国主义者则希望战争是常态，或者像开奥运会一样隔个三年五载就来一回。

第四，作为上述的一个结论，在战争中死去也是美丽的。即便房倒屋塌，即便血流成河，即便国破家亡，那又能怎的？要更多看过程而非看结果，看情操而非看物质。

第五，再作为上述的一个结论，军人(主要指军官)才是最棒的。军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军人是最优秀的民族精英，没有“之一”。

第六，再再作为上述的一个结论，东西得先尽着军队使。

第七，再再再作为上述的一个结论，国家最好由军人领导，在战争期间就更应这样。

对德国统一立有汗马功劳的名帅老毛奇(通常被视作迄今最具军事才能的德国人)的如下评论可谓对军国主义的言简意赅注解：“战争是一种生活的现实，是人类生存的必然组成部分，普世和平的前景既不现实，也不令人愉悦。”

佩戴“铁十字勋章”的老毛奇。该勋章在1813年推出，沿用至二战时期，可视为德国军队和军国主义的象征。

2、不是有军队的国家，而是有国家的军队

历史上的德国及其前身普鲁士被普遍视为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这与其历史传统密切相关。普鲁士及其前身勃兰登堡选帝侯国主要位于德意志东北部，该地地势平坦，四面受敌，与波兰人、瑞典人等外族接壤，也比较贫瘠。所以，普鲁士历代君主都很重视军事力量，以保安全和促扩张，这被视为国家的头号任务。比如，1713-1740年在位的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人送外号“士兵国王”，普鲁士大兵就是他心目中的“女神”。碰到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常用的解闷法子就是让宫廷卫队在他面前来个阅兵式。为了赚点军费钱，他还曾主动地给大臣们画肖像画，并委婉地建议当事人买下收藏(你好意思拒购么？)。他的儿子就是著名的腓特烈大王(也叫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在身为王储时对治军理政兴趣不大，而是一个文艺青年，长笛吹得挺好，还喜欢哲学。他曾试图逃到国外以追求自由，但让老爸逮了回来，陪伴他“私奔”的一位朋友据说还被当着他的面给砍了头。他最终不得不向“虎爸”屈服，后来在国王的位子上富国强兵，开疆拓土，成为一代英主。

父与子，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与腓特烈大王。

更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普鲁士这个国家就是围绕军队而组织起来的。比如，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把国家分为多个地区(称作“canton”)，每个地区都要负责组建一个团，士兵平时劳作，战时出征；再比如，各个主要的社会阶层对于军队各有分工，军官主要由贵族地主充任，农民在种地之余要充当士兵(这就叫“耕战”或兵农合一)，城市居民主要负责为军队和战争提供税收和其他服务。在腓特烈麾下效命的官员施罗特(Friedrich von Schrötter)有如下名言：“普鲁士不是一个有着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有着国家的军队。”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也曾说：“多数国家是有军队，而普鲁士军队是有国家。”换言之，不是军队为国家服务，而是国家为军队服务。有“军”才有“国”，“军”在“国”之前，这还不是“军国主义”么？

20世纪德国的著名历史学家格哈特·里特尔，及其多卷本巨著《宝剑与权杖：德国的军国主义问题》。后者从18世纪讲到20世纪，是研究德国军国主义的代表作。

3、“这是历史教材还是战争手册？”

不过，一战前德国的军国主义虽然与历史有关，但与德意志在1871年的统一有着莫大甚至更大关系。军队在德意志统一过程中可谓至关重要甚至居功至伟，尤其是它酣畅淋漓地先后打败了奥地利和法国，为德国统一扫清了外来阻碍，这明显提升了军队在德国社会中的威望。

更重要的是，在当权者看来，宣传德国军队的“高大上”有重大政治价值。德国在统一后，内部还存在各地区、各阶层、各宗教、各种族、各党派之间的隔阂和斗争。这样，强调由普鲁士主导、由各邦军队组成的德国军队是全体德国人意志的体现，强调它对统一的贡献，强调它的显赫武功，强调它的忠诚和牺牲精神，强调它是所有德国人民族利益的中坚保障，是德意志民族精神的体现，就等于在提供某种有助于强化国内团结的精神工具。而且，由于德国军队的军官首先是来自贵族地主阶层，而该阶层又是德国的首要统治阶级，所以夸耀军队也就等于间接地替贵族地主阶级点赞。总之，在一战前德国，军队被塑造为了民族事业的动力、象征和荣耀，是培养对君主和国家的认同、对纪律和秩序的遵从以及面对敌人时的团结和勇气的“民族的学校”。

德意志帝国的地图：蓝色地区属于普鲁士，其他颜色的地区大多是曾经拥有独立地位的其他各邦；中北部地区以新教为主要宗教，南部则以天主教为主。德国的内部融合问题由此可见一斑。

在上述背景下，德国社会有明显的军事化色彩。威廉二世这位没有战争经历的皇帝喜欢通过身穿各种军服、出席各种军事仪式以及与军事幕僚们过从甚密，来凸显自己的最高统帅身份和军人气质，首相等高级文官们也不时地以戎装出现在公众面前。9月2日是普法战争中大败法军的色当战役的胜利日，这天也成为了除宗教节日外德国最重要的全国性节日。销量甚好的军人回忆录在宣扬着如下价值观：战争可能是冷酷的，但“它造就强烈的情感、无畏的勇气、慷慨赴死的态度、纯粹利他性的责任感、自豪的民族主义和对于国王与祖国的不可动摇的爱。简言之，它造就了男人”。(出自曾参加普法战争的军官Karl Tanera的回忆录)普法战争中德国军队在法国领土上度过的1870年圣诞节也被神化了，关于它的主流叙事抒发的是对亲人的思念、对祖国的责任感、战友间的手足之情和军营文化的质朴，前线生活看似有着特殊魅力。军事游戏和玩具成为了男孩们的最爱，历史教科书则充斥着对昔日光辉军事胜利的描述，以至于有人不禁要问：“这是历史教材还是战争手册？”退伍军人和预备役人员的社团(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国家和军方)遍布德国各地，它们合起来是德国成员最多(在1913年有280万人)的组织，时常举行各种仪式，而且将忠君爱国作为成员的基本信条，并禁止他们在议会选举中投票给主张和平主义和宣称工人阶级无祖国的社会民主党。

身着戎装和普鲁士尖顶军盔的首相俾斯麦和威廉二世

军人的地位自然也是很高的。比如，大量的邮电所长、税务所长、火车站长等基层官员(这类官员收入不低且在地方上有较高地位)是由退伍的老资格士官担任。那么军官呢？当时的著名历史学家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写道：在公众面前，一名尉官就像是“年轻的上帝”，连一名预备役军官都是“半人半神”(demigod)，这让很多中产阶级子弟都想投身军旅。还有一位时评家生动地写道：“军官在德国是半人半神。他在社会地位上是最高的。他不仅在自己眼中是高人一等，在整个民族、任何阶层或群体的眼中也是如此，是被树立在一个台座上，供傻傻的少女们和更傻的父母们膜拜。他在一个官职就是一切的国家中高高在上，属于最闪光的星群，并让严肃和一丝不苟的德国教授们在从大众那里争宠的竞赛中被远远抛下。”(Wolf von Schierbrand, “The Degeneracy ofthe German Army.”)

腓特烈大王时代“七年战争”中的普鲁士士兵

一战中的德国士兵

这一切都是德国社会中军国主义的体现。而且，军国主义也刺激了激进民族主义在德国的成长，而后者反过来也补强了军国主义。太多的激进民族主义分子也是军国主义者，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将军出身的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他在1911年出版了一战前德国最畅销的政论书籍《德国与下一次战争》(Deutschland und der NächsteKrieg)。他写道：战争是一种“生理必要”，符合自然法则即为生存而斗争的法则，战争“不仅是民族生存的一个必要组成，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化因素，一个真正的开化民族是在战争中找到真理和活力的最高表达……战争已经锻造了像钢铁一样坚硬的普鲁士，新的德国能够以此为基础成长为一个强大的欧洲国家和一个未来的世界强权……由有远见的政治家蓄意挑起的战争有着最令人愉悦的结果”。他还说，德国无法避免为了获得世界强国地位而走向战争，应该关注的不是如何尽力推迟它，而是如何在最有利的可能条件下发动它。

伯恩哈迪，以及《德国与下一次战争》的英译本。

4、“即便我们因此而失败，这仍是美丽的。”

军国主义思潮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让德国军方急于选择战争。

第一，在军国主义影响下，他们趋向于将战争看成解决外来挑战的优先而非最后方式。

第二，军国主义氛围造就了他们对自身职业和组织的自我迷恋，并因此要捍卫战争的价值和自身的声誉。换言之，由于德国社会中随处可见对军队的歌功颂德，由于军官们一个个都看似“男神”，军方领导层也不免飘飘然，然飘飘，生怕战争不再可行会让军队沦为无用的摆设，生怕吃败仗或不能将敌人KO、秒杀或“一本”致胜会毁掉军队的一世英名，所以倾向于在尚余胜机尤其尚可争取速胜时及早开战。

历史学家赫维希(Holger Herwig)指出：对德国军方而言，承认自视甚高的总参谋部无力实施迅速的歼灭战，就等于承认战争在20世纪初不再是国家的可行选择；他们拒绝提倡威慑和认为德国不可能同时与多国进行持久战的观点，因为这否定了军方的存在意义及其技巧的价值。伯恩哈迪也说过，要“坚持”将未来的欧洲大战想像为速胜战，若承认欧洲大战更可能是德国难以应对的漫长堑壕战，这等于宣扬失败主义，等于否定战争是德国打破敌国包围的理性工具。一位学者一语中的：德国军方“经不起表现得像失败主义者”。

而且，对德国军队中深受军国主义熏染的很多人来说，战争无论胜负，无论作为政治手段的成功与否，其本身就是彰显一系列美德的风景。在一战发生之际的8月4日，德国陆军大臣法尔根汉(Erichvon Falkenhayn)发表了如下名言：“即便我们因此而失败，这仍是美丽的。”

法尔根汉，可能是当时德军领导层中最帅气者。他在一战中出任总参谋长，导演了空前血腥的凡尔登“绞肉战”。

5、一些补充

尽管如此，关于一战前德国的军国主义，有三点值得补充。

一是，不宜认为，当时的德国人就是一个好战、穷兵黩武的民族。虽然德国社会弥漫着军国主义思潮，但它远未强大到让整个德国都是一个兵营，让广大老百姓都是不穿军装的士兵，让决定他们日常选择的不再是人之常情。一战前德国社会的持续商业化、社会生活的愈发丰富多元和自由也加强了这点。德国的老百姓仍是正常的大多数，但也是沉默的大多数。

美国学者韦伯(Thomas Weber)的著作《我们的朋友即“敌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和德国的精英教育》对一战前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德国的海德堡大学作了比较性研究，他发现：一战前德国的大学师生并未受激进民族主义或军国主义主导，他们与英国的大学师生有着大体类似的思想状态，彼此间对对方国家远非如大家想像的那么敌视。即便在一战到来后，德国大众中的好战情绪也远未甚嚣尘上。英国学者维希(Jeffrey Verhey)的著作《1914年精神：德国的军国主义、神话与动员》考察了一战发生时八十多种德国报刊上的评论，并有此结论：对战争的兴奋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学生和中产阶级上层而非其他阶层中，而且低落、恐惧和焦急之情在大众中间多有流露，全民性的所谓“战争兴奋”只是德国当局为支持战争和动员大众而营造的神话。还有学者指出，“1914年精神”主要体现于德国的城市而非农村和小城镇，在重要城市中也非都有明显体现；对战争到来存在着多种复杂感情，不安和欣喜都随处可见。当时的德国新闻界名人沃尔夫(Theodor Wolff)也曾写道：认为德国人民以欣喜之情迎接战争到来的看法是错误的，我们的人民“心情沉重，战争的可能性是一个让我们在很多夜晚无眠的吓人的大噩梦。……只有一些人谈论着一场‘新鲜和精彩的战争’。”

韦伯和维希的著作

二是，也不宜认为，军国主义主导了当时德国的皇帝和文官群体。文官群体总体上体现了对战争的担忧和迟疑，威廉二世对战争其实最多也是色厉内荏。若非如此，大战会提前十年甚至三十年发生。曾任首相的标洛在一战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威廉二世不想要战争。他害怕它。他的好战言论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他的夸夸其谈主要是为了给德国外交部的外交官们看，正如其言论是为了造就他是德国的一位伟大统治者的形象。威廉二世不想要战争，也许只是因为他不相信其神经不会在形势攸关的压力下屈服。”这些人最终选择或未回避大战，是在军方推动下的半推半就。

三是，虽然军国主义在德国军方身上有更多体现，虽然德国军方是直接对皇帝负责而不由文官统属(当年的日本在这点上是学德国的)，但军方在对外决策中的影响力并未盖过首相为首的文官政府，后者仍是皇帝之下的对外事务的首要责任者。德国军方更未像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军方那样，擅自对外挑衅甚至开战。这有多个原因，比如：首相作为皇帝钦点的最高行政长官，掌管对外事务的权威难被否认；皇帝的避战倾向有助于限制军方的求战倾向；议会、政党和舆论也对军方的权威构成了一定制约；注重秩序、纪律和职守的德国官僚文化也有助于限制军方对文官的挑战；在军方中也有如下广泛认识：在平时外交应由文官主持，在战时才应更多遵从军方意志以赢得战争。若以军方不服文官管束和恣意妄为的程度作标准，1945年前的日本才是最恶劣的军国主义国家，是“政军关系”(参见本学术剧4.6)最糟糕的国家。

今天，难言有多少国家为军国主义所主导。但只要世上还有国家间竞争，还有战争风险，还有军备竞赛，还有暴力或战争美学，它作为一种气息，一直会弥散于人间。

（来源：中访在线/作者：梅然）

责任编辑：文禾

支付宝

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