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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五昌:现在的好诗人为何不如八十年代那么出名?
2016年9月21日 ⁄ admin ⁄ 评论数 0+ ⁄ 已影响 +

作为诗歌评论家,北师大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谭五昌连续六年,每年出一本中国新诗排行榜,从国内诗歌刊物、诗人的诗集里遴选出最打动人的诗篇集结。

“在海内外诗歌界对我这个选本认可度是最高的,评价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趣味是包容的。既有主流诗歌界宏大叙事的,也有日常叙事的、甚至非主流边缘化的。没有小圈子的一种见解。”

从2011年起,每年的新书发布会,谭五昌会请一些诗人将它做成一个小型诗歌朗诵会。在他看来,朗诵的语调、语气、节奏,能够生动地传达诗歌的韵味。

对于即将到来的新诗百年,谭五昌接受腾讯文化采访,做了一些简单的梳理。

谭五昌:现在的好诗人为何不如八十年代那么出名?

诗歌评论家谭五昌

记者:在您看来,新诗之“新”它表现在哪些地方?它跟古体诗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

谭五昌:新诗的“新”首先是语言的新,胡适有非常大的勇气,他用在当时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写诗。

另外“新”在情感的新,古典诗歌相对高雅,趣味上比较贵族化。而新诗主要是平民化趣味,它能够把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状态,情感状态书写出来,贴近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与审美经验。比如胡适最早的《两只蝴蝶》: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记者《两只蝴蝶》发表后遭到很多人的嘲笑,所以新诗在当时其实是受到一些反对、保守的力量的阻碍的?

谭五昌:是的,新诗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嘲笑胡适。胡适自己也知道,“但开风气不为师”啊,如果没有胡适开创新诗的话,那就不会有郭沫若的崛起,后面也不会有新月派,更不会有戴望舒等人的现代派的崛起。所以胡适新诗的作用不是它的文本意义,而是它所具有的文学史价值,这是不能抹杀胡适在新诗上的开创作用。

记者为什么是在1917年出现了新诗,跟当时的文化环境是否有关?

谭五昌:当时有一批以胡适为代表的,受过欧美思想熏陶的文化人,他们有一种民主思想,有平民化的思想。新诗就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来打破古典文学、古典文化的束缚的。

记者为什么是新诗作为先锋,为什么不是杂文,或者小说?

谭五昌:因为诗歌力量最强大。我们中国的文学史主要是一部诗歌史。如果要对民众进行启蒙,一定要攻破旧体诗歌的堡垒,那么就要创造一种新的诗体,就是白话诗,新诗。新诗是作为文化启蒙的一种有效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记者西方文化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起了怎样的作用?

谭五昌:我们的新诗在思维方式上、价值观念上受到西方现代诗歌的启蒙。比如李清照、李商隐那些中国古典诗人笔下的爱情都是非常古典,非常美好的。但在上世纪的40年代,穆旦写的爱情诗,开始表达对爱情的一种不确定性,充满悲剧意识,比如他说,“姑娘,你将变成灰”。我们古典的诗歌经验是一种空间的经验,它是不变的;而现代诗歌的审美经验它是时间性的,充满不确定,充满内在的张力,我觉得更接近西方悲剧精神的底色。

记者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代表性诗派,从最早新月派、七月派,到后来的朦胧诗派,80年代的第三代诗群,有没有一种一脉相承的线索下来?

谭五昌: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我觉得中国新诗史上流派的产生,跟诗歌的内部语境和社会语境有关。比如新月派,就是闻一多、徐志摩这一批人,他们有相似的美学观念,都讲究诗歌的音乐性,所以形成了一个诗歌团体叫新月派。这是诗歌的内部语境。

还有一种社会的语境,比如到了1937年,中国社会受到日本侵略、威胁时,以胡风为代表形成了七月派,它宣扬诗歌的战斗精神和现实作用,和一种民族主义宣泄的功能。

然后在70年代末形成所谓的朦胧诗派。为什么?因为在文革时代的政治高压下,诗不可能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的诉求,必须采用隐讳的表现手法,诗人们就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我们把它称为朦胧诗派。

所以新诗百年,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脉络,但它必须要放在两个坐标上探讨,一个是诗歌自身美学的潮流变化;还有一个是社会时代思潮的变化。

记者在您看来,这些诗派里面,影响较大的是哪几个诗派,为什么?

谭五昌:20世纪30年代以戴望舒、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派,和以穆旦、郑敏他们为代表的九叶派影响很大,他们的文本和理论也很出色。

另外,朦胧诗派影响也很大,它表现了一个时代备受压抑的精神,而且他们从文本到理论,有美学的独立性,对后面的诗人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比如80年代中期诞生的第三代诗群,他们反文化、反崇高、反修辞,与朦胧诗的那套美学经验直接对着干,因为他们处在文学的焦虑当中,如果不打倒、推倒朦胧诗的这套美学原则,他们永远笼罩在北岛那一代诗歌兄长们的阴影之下。

到了现在,即使现在很多人写得比朦胧诗,比第三代诗人要好,为什么在文学史上没有这么大的反响?因为语境不一样了,现在是娱乐化的时代。

记者现在虽然诗歌发展也很繁盛,但有影响力的诗歌流派很少。

谭五昌:我要纠正一下。2014年我跟诗人韩庆成联合发起了“21世纪诗歌流派团体大展”,参展的诗歌流派团体达到几百家。这是2014年中国诗坛10大事件之一,影响很大,我是主要发起人之一。

记者比80年代的诗歌流派更多?

谭五昌:更活跃、繁荣、多元化了,现在是处于诗歌发展的繁荣局面。尽管也存在一些虚假繁荣的元素,不少诗人是凑热闹的,把诗歌作为一种出名的工具。

记者诗歌在当下应该算是一种小圈子文化?

谭五昌:在一个大众化语境中,诗歌是相对小众化的,这很正常。当下的环境,我个人认为是出大诗人,大作品的时代。只要诗人能够戒除浮躁的心态,能够自觉抵制商业化的诱惑。

记者这个时代对诗人的商业诱惑多吗?

谭五昌:诗人的商业诱惑相对少一点,主要是抵御出名的诱惑。你写一本畅销的诗集也赚不了太多的钱,我觉得一些诗人更多想出名,会不惜打破常规,写一些惊世骇俗的诗歌,渲染感官效果,来吸引大众眼球出名

(来源:中访在线/作者:杨敏)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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