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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士林:中华文明的第二次精神突破
2016年9月17日 ⁄ admin ⁄ 评论数 0+ ⁄ 已影响 +

西方社会的第二次精神突破发生于13至18世纪。无独有偶,中华文明的第二次精神突破也发生在15至17世纪,也就是明中叶到明末,在时间上和西方的第二次精神突破有所重合。但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第二次精神突破受到西方影响而发生,所谓历史发展规律的阶段说也难以解释这种重合,合理的猜测只能是人性的共同的内在需求。

如果说中华文明的第一次精神突破是从宗教意识到人文精神的突破,以宗法农业社会为社会基础,形成了伦理中心主义的文化传统,那么第二次精神突破就是从伦理人格到自然人性的突破,以城市商人阶层为社会基础,形成了个人权利伸张的世俗价值。

赵士林:中华文明的第二次精神突破 | 专业视角

橙色部分为《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描绘的明朝最大疆域

如前所述,中华文明的第一次精神突破以孔子、老子、墨子等先秦诸子为代表,那么,第二次精神突破则以王守仁、李贽、何心隐、黄宗羲、陈确等明清思想家为代表。王守仁是大儒,他的心学思想将儒家伦理学说推到极致,他个人的文治武功亦足当“内圣外王”之誉,他的思想宗旨和价值担当毫无疑义是继承和弘扬孔子在第一次精神突破中确立的伦理中心主义,但他以心为唯一的伦理价值之源同时却为自然人性论的张扬提供了逻辑可能。因为所谓“心”,不管如何强调它的伦理性质、精神属性,总和人的情感感性也就是自然人性血肉之躯具有剪不断的内在联系。当它成为唯一的伦理价值之源时,也就意味着唯一的价值之源树立在自然人性中。王守仁将自然之心阐释成道德之心的同时,就为道德之心转换为自然之心开辟了空间,伦理即心理转换为心理即伦理,从而为明中叶的“异端”思想家李贽何心隐等离经叛道,走出儒家第一次精神突破所形成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规范,提供了哲学基础。从一定意义上看,王守仁的作用颇类西方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是基督徒,但他的宗教改革却为西方世俗社会的抬头提供了思想空间,王守仁是大儒,但他的心学思想对程朱的颠覆却为中国世俗社会的转型提供了支援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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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明代思想家、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

第二次精神突破的矛头所向,针对传统的伦理人格提出自然人性。思想家直接攻击“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信条,颠覆儒家的伦理中心主义。王门后学泰州学派颜钧讲“制欲非体仁”;另一位泰州学派思想家何心隐则明确肯认“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适,性也”,;明末清初思想家陈确则提出“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正当处即天理”。标举自然人性论已经成了时代潮流。

提出自然人性论,就颠覆了传统的纲常名教,捍卫个人权利开始提上日程。何心隐就直接否定传统纲常,提出:“人伦有五,公舍其四”,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只留下朋友一伦。第二次精神突破的思想旗帜李贽更直接打出“私”的大旗:“夫私者,人之心也。无私则无心矣。”

如前所述,第二次精神突破是一种“世俗突破”,它以工商阶层走上历史前台为社会基础。明代商人阶层日趋活跃,自我意识日益强烈,于是有汪道昆(相传是《金瓶梅》的作者)这样出身商人家庭的文人提出:“良贾何负闳儒”“贾何后于士”。就连大儒王守仁也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这已经走出第一次精神突破后的大传统,可谓惊世骇俗,为世俗突破提供了合法依据。就经济结构来说,明代出现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及“经纪人”“伙计制”等,已突破了传统的小农自然经济,近代雇佣关系初具规模。到了明末,黄宗羲终于喊出“工商皆本”,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士农工商的价值序列。

第二次精神突破的另一道风景线,就是明中叶蓬勃兴起的市民文艺。它体现了新型的商业阶层的艺术趣味。《金瓶梅》以市井暴发户为主角,“三言二拍”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施润泽滩阙遇友》,小商小贩成了主角,可谓前所未有。《牡丹亭》爱得死去活来也是对“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颠覆,体现了某种近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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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原名《还魂记》,又名《杜丽娘慕色还魂记》,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图为昆曲《牡丹亭》主要人物杜丽娘造型。

我们知道,西方第二次精神突破正是从文艺复兴挑战神性对人性的压抑,伸张自然人性开始。例如文艺复兴的思想领袖、号称“人文主义之父”的彼特拉克作为教皇的秘书,竟然颠覆宗教权威,宣布: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从但丁的《神曲》到薄伽丘的《十日谈》,再到拉伯雷的《巨人传》,都追求着所谓“凡人的幸福”,其实就是从神权、王权那里争取人权。再如画坛三杰到威尼斯画派,都鲜明地表达了人性的苏醒和欲求。拉斐尔笔下的圣母和基督已经化成了人间的慈母和娇儿;提香的《玛格丽达的忏悔》与其说是宗教的忏悔,不如说是人性的向往;达芬奇科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创造了走向近代的文艺复兴的最高峰,米开朗琪罗则体现了冲决网罗的叛逆精神和强烈的批判意识。他们都是奔向近代的精神突破的思想家、艺术家。

尽管就广阔性、丰富性和深刻性来说,明代思想运动、文艺浪潮无法和文艺复兴相比,但是就价值诉求、审美趣味来说,二者都是世俗突破的成果。东西方的思想家、艺术家都自觉地、勇敢地告别旧世界,走向新时代。

然而,中国的世俗突破没有西方那么幸运。西方自文艺复兴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从哲学到宗教,从科学到文化,从经济到政治,从硬件到软件,获得了整合性的全面的突飞猛进,成功地实现了世俗突破,完成了从中世纪到近代的社会转型。

中国的世俗突破则一开始就受到严酷打压。李贽狱中自杀,何心隐被杖毙。满清入关,更进入三百年黑暗时期。满清政权的统治不仅延续了明王朝的极端专制和腐朽,同时又加上游牧民族的原始的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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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第一次精神突破后,已经意识形态化的儒家远远背离了原儒精神,和法家设计并确立的政经结构互通款曲,所谓“儒法互用”(李师泽厚语)虽然软化了法家的狰狞,但也使专制帝国更加富有弹性和欺骗性,形成了所谓超稳定结构,大大延长了专制帝国的寿命。满清政权则空前地固化了“儒法互用”的专制工具角色,遂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大倒退。不仅明中叶兴起的精神突破戛然而止,就连传统儒家或强或弱的道统也完全失去了对政统的抗衡。空前的政治高压、思想统治令士大夫人人自危,噤若寒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儒门学者只能残喘于考据中,那是一个“思想淡出,学问凸现”的时代,知识分子充满了无奈、郁闷和悲愤。虽有戴震这样的学者良知犹在,接续原始儒家血脉,迸放思想火花,但也只能在考据的掩护下微言大义,谈不上扭转整个思想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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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图》暗指中国遭列强瓜分。图中以熊表俄国,狮表英国,蛙表法国,鹰表美国,日表日本,德国旗帜表德国,雄踞位置代表势力范围。左方的中国人代表青年只专注文武科举、人民吸食鸦片、官员贪钱与富翁奢华。

直到清代晚期,在所谓亡国灭种的外来冲击下,在整个社会的腐朽没落动荡中,方出现了思想活跃的新局面。洋务派士大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不过是补苴罅漏之举,到了维新志士则开始清算传统体制。康有为从经学证伪入手为新思潮创榛辟莽;梁启超痛斥帝王为“民贼”,指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呼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谭嗣同抨击荀学其实就是抨击轴心突破后,“儒法互用”(李泽厚师语)的二千年传统。维新思想家的努力显然是沿着第二次精神突破的方向力图实现“世俗的突破”。对君主立宪政治制度的向往直接汲取了西方第二次精神突破的思想果实。

晚清精神突破的尝试伴随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夭折,但时代情势已经不再给专制帝国体制提供时间和空间了,辛亥革命政治上结束帝制,嗣后复辟帝制的企图只能遭到可耻的失败。

政治基础的崩溃,使儒学丧失了专制体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成了所谓游魂。但由于第二次精神突破没有完成,传统的因袭仍十分沉重,专制帝国的坍塌并没有使中国顺利地进入近代文明,时代的发展迫切需要中华民族实现第二次精神突破。在西学东渐数十年浸润后,终于孕积迸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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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力图实现中华文明的第二次精神突破,它大张旗鼓地汲取西方第二次精神突破结出的科学、民主等思想果实。所谓“全面西化”,不过就是打包接受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到科学革命再到工业革命的精神成果,充分地吸收西方经历第二次精神突破形成的世俗公民社会的政经体制、价值取向,它们早已成为近代世界潮流,因此我更愿意使用胡适对所谓“全面西化”的另一个说法:“充分地世界化”。

五四的努力是可贵的,也是成功的。

例如五四思想家中鲁迅对所谓国民性的犀利剖析,“打倒孔家店”的呼声等等,是对二千年传统阻碍社会转型、阻碍近代公民社会形成的强烈反应和深刻批判。

陈独秀指出伦理之觉悟是最后之觉悟,可谓抓住了中华文明第一次精神突破后形成的伦理中心主义的症结。

胡适热心推崇易卜生,高扬个人主义,则力图清除二千年中国社会群体压制个体、国家吞并个人,从而也就是强势阶层剥夺弱势阶层的积弊,成为中华文明第二次精神突破,即世俗突破的旗帜。

再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拒绝三皇五帝,将孔子拉入诸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学术;顾颉刚《古史辨》建立历史科学代替春秋传统的伦理中心主义的史料整理;白话文学的胜出及科玄论战等,形成了巨大的走向近代世俗公民社会的思想文化浪潮,其规模和质量尽管还不能和西方启蒙运动相比,但就思想性质和社会意义来说,五四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它直接汲取西方的第二次精神突破,希望实现中国的第二次精神突破,从而进入近代主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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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主将

然而,由于内忧外患,战乱不断,由于缺乏政治经济变革的配合和支持,五四启蒙仍未能完成中华文明的第二次精神突破,历史拐入另一个岔路口。此后的历程,只能令人唏嘘了。

从明中叶开始的中华文明的第二次精神突破,历经明清思想家的创榛辟莽、维新思想家的批判性建构、五四思想家的充分世界化,共经历三波浪潮,然而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传统种种因素的钳制,突破终于未能实现。

这里要交待的是,所谓精神突破的成功,并非仅仅是新思想新观念的出现与传播,如果局限于这个层面,那只是思想家个人的精神历程,新思想新观念如果不能落实到整个社会,促成新的社会体制的形成,还不能算整个社会乃至整个民族整个文明的精神突破。这里可以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思想家用新的观念解释世界还不是精神突破,思想家将新的观念落实到改造世界,才是精神突破。这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即知即行,行就是改造世界,就是将思想家的新观念落实到整个文明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知而未行,只是未知。知而未行,还不算精神突破。

套用孙中山的话,突破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来源:中访在线/作者:赵士林)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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